在八十年代，陈松顺重新获得师父雷法耀的信息，这件事情使他历久不忘。一九八O年冬，第一届亚洲杯象棋赛在澳门举行，杨官璘当时是亚洲象棋联合会副会长，但任中国棋队领队，到澳门参赛。远在美国的雷法耀派儿子以观察员身份来到澳门。雷的儿子并不习棋，是三藩市天天旅游社的经理。他此来目的是替父亲寻问陈松顺的消息，因陈未到澳门，他转询杨官璘，并托杨转知陈松顺。 事后杨忘记了此事。直到省棋赛在番禺举行，并宣告成立省棋协，杨始忆起往事，告知陈松顺，说雷法耀尚健在三藩市。这消息当然使陈获得意外之喜。陈在1951年从香港回广州的时候，雷法耀还在香港中环开“远东洋行”。后来音讯渐少，雷结束了洋行的业务，到三藩市定居，于是一别四十年，未通信息。也是事有凑巧，陈松顺担任副校长的广州市业余少年围棋学校，学生陈婉瑜前往三藩市，陈即委托她拜访雷法耀。陈婉瑜出国不久，来信说她与雷法耀的家相距不远。
雷法耀得知陈松顺的实况，第一件事是将保存了数十年的一封钟珍信件和一帧同钟珍合摄的照片寄给陈松顺收藏。这两件钟珍遗物，可以说是广州棋艺史上的珍贵实物。
钟珍给雷法耀的信，毛笔行书，字迹清秀。信写于1938年，信中谈及当时同周德裕在香港同乐俱乐部作五局赛，受情绪影响致败的经过。按这一年三月，周、钟在香港高升茶楼举行过一次公开十局赛，筹款支持抗战，结果平手。十一月下旬，应商人陆容洛邀请，两人又在塘西同乐俱乐部赛棋五局，因不是公开赛，知者较少。这次棋赛钟以一胜一和三负败北，他的书信叙述说：“……月前陆容洛（即王陆佑之孙）邀请弟与周德裕对弈于同乐俱乐部，共弈五局。第一局和，二局弟胜。三局因时间太长，由晚间八点半起，弈至翌早八点半尚未终局。是时弟因精神不支，眼倦打盹，遂错一着，失去一炮致败。本来是局系和，倘弟预服药提神，则无此错着矣。第四、第五二局，弟因遭朋友泄漏秘事，致弟权利丧失，所谋失败，愤闷之下，精神大受击打，遂致连败二局，半世英名，一旦降落，殊恨事也。无怪是晚旁观者言论，谓弟此二局虽五等名手亦无此低着，非过言也，但不知何时一战而雪此耳。”钟珍同周德裕前后弈棋十五局，塘西赛后，没有再对局， “一战而雪”就成为虚愿了。据中山大学教授石光瑛抄存周、钟遗局，其中“同乐”五局赛的第三局，钟连弃三、五、七兵取攻势，疾如烈风急雨；周从内线防御，遏止了来势，终于缚得一炮而胜。印证信中所说整夜对弈，因神疲失炮，可见两人苦斗的情状。按钟珍所说陆容洛，即陆榕乐。
钟珍给雷法耀的信，除了追述同乐俱乐部和周德裕的五局赛，因故输棋深感抱憾之外，还谈及陈松顺在香港的情况。信中说：“至于高徒松顺，以仁兄之长才伟略，尽心传授，而兼松顺天资聪慧，具有夙根，故一抵香江，棋坛声誉即交相称颂，皆日：“真不愧为雷法耀之高徒也。”至弟与松顺亦时相研究，但因遭败于周，以至大好机会交臂失之也。（陆容洛声言，倘弟能胜周或和周者，皆与周同等待遇。按陆每月给百元与周。）兹弟拨埋心事，由旧历岁底在香港湾仔租一房所，每月租银十元，专与高徒日夕研究象艺。以高徒之天资颖悟，将来成绩超越卢、冯、周外，自是意中事也，而弟亦可藉此增进艺术焉。”
信末附记一段陈松顺和何醒武交手情况：“近松顺与香江神童何醒武秘密比赛，对弈3日，共计8局，结果比对松顺胜2局。时何之父并郑宗彦亦在旁观，当睹何败，不禁瞠目结舌，相顾失色。郑宗彦云：“看不出广海神童能胜香江神童。”这一页旧事，看到了陈松顺初到香港时棋艺受人瞩目的情景。何醒武有过一段不寻常的经历：1933年，香港东莞商会举行了第一届儿童象棋赛，冠军为麦绍文。到1936年，十三岁的何醒武在香港南华体育会举办的第一届全港单人象棋赛中却击败了麦绍文一局，那时何醒武已经可以和-.比较知名的棋手抗衡了。他是香港七个少年棋手之一。同在1936年，何醒武到广州，和冯敬和、卢辉、苏钧林等人对局，均曾获胜。他在顺德大良的桥珠楼棋坛挫败了担任主帅的大良棋王陈星誉。他的棋艺受到黄松轩赏识，通过友好介绍，拜黄松轩为师，受到教益。他在棋坛有“御猫”称号，意谓广州的“文龙五鼠”也怕他几分。正因为何醒武是香港棋坛的拔萃人物，陈松顺则是雷法耀和钟珍的门徒，孰高孰下，要一战始知分晓。何醒武后来在香港棋坛活动的时间甚长，而且建树很多，虽曾稍挫于陈松顺，两人毕竟仍是劲敌。
雷法耀收藏钟珍这封信数十年，待到查问得陈松顺在广州的确息，然后寄给他，让他保存师父的遗墨，是很有深心的。雷再过数年即在美洲去世，未再同陈松顺会面。事情往往无独有偶，另有一封钟珍的亲笔信，在香港棋坛前辈毛策希的手中保存了三十多年，也回到陈松顺手上。原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香港沦陷前，钟珍从香港附近的西贡寄给陈松顺一封信，交毛策希收转。后来由于战乱，辗转多年，毛策希已经八十高龄，才于80年代带了这封信到广州，交给陈松顺。
钟珍这封信全文如下：“松顺贤徒收阅：余因在港并无入息，故欲西贡一行，寻些机会。幸得贤徒慨赠开拔费，得抵目的地，兹将到西贡情形略为贤徒述之。原来西贡埠仔虽小，捉棋人颇多，其中有一二最高手者，让他双马，如亚泽叔所说亦几顶手，计九龙至西贡，路程三十余里，当日二点半起程，到埗为时入黑，身上尚有乙粒星，不敢打老虎，立即开档。是晚造得流皮琴，第二日造得乙皮琴，大约日日造得汪皮琴左右。亦可以过得日子去。特此说知，并颂安好。钟珍达。”
钟珍写这封信时所处的境况怎样，以及信中夹杂的江湖暗语是指什么，很难使人看懂。当时是在1938年至1939年间，陈松顺已经脱离了师父的羁绊，开辟自己的前景。钟珍就只能靠自己闯荡。香港的棋手身份高下不同，像周德裕，曾在报刊主编棋艺专栏，主持过象棋讲习班，并有富商按月给他津贴，生活算是不俗，而钟珍和冯敬如一辈，就不能和周相比了。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江湖棋人，单纯靠博弈为生，面对的棋客，又基本是下层社会中人，因而生活是极为惨淡的。冯敬如在香港、九龙的时间长了，很难找到新的棋客，于是常往外跑，到三十里外的西贡摆棋摊。钟珍也跟着冯的脚步跑，他问冯敬如，西贡的棋客一般水平如何？冯说，让双马相当“顶手”，意即比较吃力。钟得到陈松顺的零星资助，即所谓“开拔费”，才得以前往西贡。由于手头拮据，需要立即摆摊，不敢吃鸦片。他信中所说的“乙粒星”，即二毫子，“流皮琴”为一元，“乙皮琴”为二元，“汪皮琴”为三元，都是江湖黑话。每日约有三元收入，足以应付住栈和吃两顿饭，算是“过得日子去”了。他将到西贡后的状况写信告知陈松顺，寄交毛策希收转，然而当时陈松顺并未收到。
陈松顺与钟珍在那以后即没有再遇。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踞香港后，棋手的行迹已不堪闻问。独有黄启康曾见钟珍一面。那时香港正处在混乱中，人们都受到饥饿和死亡的威胁，黄偶在街头瞥见钟珍，正在同一个卖花生的老者猜枚赌赛。钟珍本是猜枚能手，出手多胜，这时没有棋下，却靠猜枚去赢那个老者，直是生活未保朝夕。黄启康看见这个情状，十分难过，钟珍也很难为情，竞没有和黄交一语，掉头就走了。往后日本投降，黄启康又在梅县再遇见钟珍，两人一同乘船下汕头，没多久，钟珍即在汕头去世。 钟珍这两封遗信，都深刻地反映了那时江湖棋人的生活。雷法耀和毛策希不谋而合，保存钟珍的信件数十年；郑重地交给陈松顺，无怪陈松顺深感书信中字字都是悲欢离合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