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松顺是象棋的特级国际裁判员，他担任裁判的资历很长。一九五六年第一届全国象棋锦标赛，有一个阵容极盛的裁判队列：裁判长王又庸，是北京棋艺研究社副主委，一至四副裁判长由谢侠逊、彭述圣、林弈仙、张雄飞分任；裁判员有陈松顺和贾题韬、张德魁、谢小然、钱梦吾、屠景明等十多人。他们都是各地久负盛名的棋坛宿将，或是后起之秀。高龄的副裁判长，当然不必坐台当值，担任裁判员的陈松顺，那时不过三十多岁，进入中年，他和张德魁、谢小然等都要坐台当值。那时还没有统一的棋规，张雄飞知道陈松顺经验丰富，特意商请他提供一些规例，使大家有所遵循。
陈松顺按照当时棋坛上的沿习，列举了一批局例，比如“一将一杀”、“二打一还打”，如果双方不变均判和，等等。这些局例分送给几位副裁判长审阅认同，即按照执行。后来张雄飞以此为依据，草拟了一份《中国象棋竞赛规则》，这就是中国象棋史上第一本全国统一的棋规。以后几届象棋全国赛，都按照这棋规执行裁判。在每届全国赛开幕之前三两天内，裁判员就须先行到会，听取讲解规则，进行学习、研究，或提出修改补充意见。
《中国象棋年鉴》载：陈松顺“自一九五六年第一届全国比赛至八十年代初期，多次担任全国象棋比赛裁判长，并对《中国象棋竞赛规则》的修订，作出了贡献。”陈历任裁判员、副裁判长和裁判长，直至取得特级国际裁判员称号，资历很老。竞赛规则总是要经过不断修改补充，然后做到比较完善。一九六六年在郑州举行象棋全国赛时，国家体委的毛伯浩处长曾经商请陈松顺修改竞赛规则，定稿后，在棋赛中实施，并且准备编印出版。但遇到十年动乱，比赛中断，竞赛规则的出版也就胎死腹中了。一九七四年，在成都恢复举行全国象棋赛，陈又参与新编了竞赛规则。再到一九七八年，陈和陈瑞权两人又对竞赛规则有所修订。
陈松顺不但在全国赛场上，而且在历届五羊杯、省港澳埠际赛等重大比赛中，担任裁判长，实践经验极其丰富。自创办《象棋报》后，他经常在报上撰文为读者解答各种棋规的疑难问题。这些文章经他辑录成《象棋规则辅导手册》（《象棋报》编辑部、珠江棋艺研究院联合编印），内容显有系统性，可供参考研究。有些棋例与五十年代有异，如“一将一杀”判负，“二打一还打”前者不变判负，这说明棋规经过不断修订才渐臻完善。这部辅导手册是陈松顺长期担任裁判工作的经验总结，苏少泉给手册所写的前言说：“通读全书，无异于进了一次裁判训练班，在国内外比赛执法中的许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陈松顺在棋赛裁判工作上，除了解决棋手对局中出现的问题外，还遇到过一些别的事情。一九六四年全国象棋锦标赛在杭州举行，陈松顺担任裁判长。广东队由杨官璘、蔡福如、陈柏祥上阵。比赛揭幕后的几天内，赛程激烈，最引人注目的是蔡福如有锐不可当的气势。他先手力克胡荣华，继而战胜李义庭，接着又赢了杨官璘，这三位都是全国冠军；其他败在蔡福如手下的还有陈新全、何顺安、孟立国等名将，蔡的战绩非常突出。棋赛正在波澜起伏、形势微妙地进行中，大会忽收到密函，说有人搞“锦标主义”，对局中有故意“放水”嫌疑。于是负责人召集正副裁判长、裁判员等有关人员会议，认为须查明究竟，作出处理。并且提出审查所有对局，从中发现是什么人“放水”，即故走劣着输棋。在棋赛中要求审查对局，这确是个创举，在座的人没有谁起来反对。陈松顺瞧这光景，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审查对局是不可能得出结论的。棋手临场失误，往往有之，被炮打闷宫、吃盲车以及无。端失子等，在所多有，能够说这都是‘放水’吗？追查‘放水’，必须有事实根据，至少有蛛丝马迹可寻，应发动群众揭露，单靠审查对局，捕风捉影，是不切实际的，”他以裁判长的身份说了这番话，大家觉得言之成理，先前那些对审查对局抱有疑虑不表态的人，这时便同意陈松顺所说，纷纷附议。开会结果，没有再强调审查对局，事情也就寝息了。
陈松顺遇见的像上面所述事情，发生在“文革”之前，还比较容易处理。经历了“文革”的风暴，象棋大赛获得恢复，但初时出现的问题更多，处理也不那么容易。一九七五年第三届全运会在北京举行，在全国棋赛中少不了足以左右一切的“工农兵评论员”，这是当时的特有产物。王品璋先生著述的《棋坛杂忆》也写到这一届棋赛的奇异现象： “工农兵评论员评头论足，使棋手们无所适从。比如，谁要拿把折扇，就出现了t公子王孙把扇摇’、‘封建迷信的残余，等等评论员文章。棋手在开局后较快谋和也会挨到批评，认为棋风不正。”也是事有凑巧，会场出了一件事情：江西棋手朱某和云南棋手陈某对阵，进入残局，一方单车占中线对另一方单车老兵，局势可和。这时两人起身入卫生间，说起话来，一个人说：“这局棋你输赢都不影响名次，但对于我却很重要。”言下之意是请求对方让他赢了这一局，对方也敷衍了几句话。这两位棋手似乎比较粗心，没有想到“隔墙有耳”的老话，他们的对话偏又给工农兵评论员听到了。两人续赛的结果，没有成和，江西朱某得胜，棋下完后，一场轩然大波就掀起来。工农兵评论员行动异常迅速，立即召开大批判会，将在卫生间听到的对话公之于众，力指朱、陈两位棋手私相授受，下假棋，欺骗群众。卫生间私语既然是事实，一盘可和的棋竞又分胜负，朱、陈两人无从解释，只有接受批判的份儿。牵涉所及，领队也脱不了关系。事件的处理自然是严厉的，除名的除名，停赛的停赛。这一回，连裁判长陈松顺也很难置一词。在这种气氛下，全体棋手的心理严肃有余，轻松不足，人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陈松顺只有分别做思想工作，向各棋手说些鼓劲的话，使预赛顺利进行。
到了这一届的决赛期间，陈松顺竞遇上了一场不愉快的事情，批判的矛头直指他的头上。事情起因于杨官璘和丁晓峰的对局：杨、丁两人原在文化宫赛场比赛，杨的局势不佳，输子将败，但局未终而封棋。各自回到新街口旅店住宿处，午饭后，准备出赛。大会每晚都有一个到工厂讲评棋赛对局的节目，这天裁判组决定讲杨、丁对局。有些裁判员提出不必到赛场续赛，就在旅店的房中下完这局棋便可。过去的习惯，封棋后改在住宿处弈到终局，是常有的事，陈松顺当即表示没有问题，并经知会竞赛组等有关人员。不料杨丁摆棋续赛后，形势突起变化，丁晓峰误走劣着，杨官璘反占优势，局终，丁晓峰落败。也许因输棋出于意外，精神突受摇撼；也许因疲惫不支，丁晓峰猝然昏倒，在忙乱中，被送往医院抢救。
棋类竞赛委员会负责人知道这事之后，大为光火，立即传问陈松顺，质问说：“谁给你权力转移比赛场地？”同时声言不承认那一盘棋的比赛结果。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了。言外之意，似乎是怀疑陈松顺利用裁判长的职权，转移比赛场地，并使用什么方法，造成杨官璘反败为胜的结局，这还不是搞锦标主义吗？面临这样一个局面，陈松顺没有为自己辩护，也没有把责任推给别人，而是在会上作检讨，承认转移比赛场地由自己承担错误责任。当时董齐亮负责调查事情的真相，说明转移比赛场地，责任不在于陈，竞赛组长徐家亮和很多北京裁判员也出来说清原委，分担责任，特别是担任总裁判的刘善承也主动承担责任，实事求是，据理力争，终于把挨了一顿冤枉批评的陈松顺解脱出来。
陈松顺处事勇于承担责任，不居功，不诿过，这一精神受到不少人称赏。他认为作为一个裁判工作人员，是为运动员服务，处事的立场要公正。对于棋赛规则，不但要熟悉，而且要精通，精通始能应变。他强调坐台当值裁判，最好能有预见性。对局的发展有可能出现各种涉及棋规的问题，预见问题将要出现，执法更能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