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峰会铜奖征文：棋道与商道：从博弈论说起（金凡）
内容摘要：中国棋是一门竞技与计算的艺术，它表现为对格局平衡的把握与掌控。全球范围内的商业是一门管理的科学，表现为各方的利益博弈。经济一体化以来，各种思潮、商业思想相互撞击。当中国棋道与西方商道相逢，它们融合到一起，创造出全新的商业模式——共赢及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中国古老哲学为世界商业的进步、现代企业管理、不同经济地区、组织之间的发展与合作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棋道、商道、博弈
第一章、“中国对弈”影响博弈论
围棋，在我国古代称为弈，在整个古代棋类中可以说是棋之鼻祖，相传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据《世本》所言，围棋为尧所造。晋张华在《博物志》中亦说：“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造围棋之说不可信，但它反映了围棋起源之早。
对弈，原义也是指下围棋，后来引申到象棋，甚至其他对局。宋朝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下有记载，“古画二，一作五丁开山，一作帝仙对弈。”
《续资治通鉴?宋高宗建炎二年》记有名将宗泽的一个故事，“（金兵）距京才数十里，都人甚恐。泽（宗泽）方与客对弈。僚属请议守御之策，泽不应。”兵临城下仍沉浸其中，棋的魅力可见一斑。
中国围棋，蕴涵着古代哲学中一元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天圆地方、十九农节气、三百六十周天之数等等含义，其变化丰富，意韵深远，魅力无穷。
中国的对弈在西方商业中有着一个再明确不过的对应语汇：博弈（Game Theory）。中国对弈与西方博弈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都讲求平衡与大局共赢。
从规则上看，围棋的规则十分简单，却拥有十分广大的空间可以落子，使得围棋变化多端，比象棋更为复杂。围棋对弈又被称为“手谈”，双方以落子作为语言进行交流，每手棋都传递着信息。要赢得棋局，要知己知彼，即计算自己，计算他人。
博弈论又被称为对策论（Game Theory），它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分支，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按照2005年因对博弈论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Robert Aumann教授的说法，博弈论就是研究互动决策的理论。
所谓互动决策，即各行动方（即局中人[player]）的决策是相互影响的，每个人在决策的时候必须将他人的决策纳入自己的决策考虑之中，当然也需要把别人对于自己的考虑也要纳入考虑之中……在如此迭代考虑情形进行决策，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战略（strategy）。
我们可以将现代博弈论的要素理解为一种基础棋局的既定规则：
一、局中人（Player）：在一场竞赛或博弈中，每一个有决策权的参与者都成为一个局中人。
二、策略（Strategy）：一局博弈中，每个局中人都有选择实际可行的完整的行动方案，即方案不是某阶段的行动方案，而是指导整个行动的一个方案，一个局中人的一个可行的自始至终全局筹划的一个行动方案，称为这个局中人的一个策略。博弈论最核心的研究就是策略问题，有点类似于中国棋的“打谱”。
三、赢利（payoffs）：一局博弈结局时的结果称为得失。每个局中人在一局博弈结束时的得失，不仅与该局中人自身所选择的策略有关，而且与全局中人所取定的一组策略有关。
四、对于博弈参与者来说，存在着一个博弈结果的结合。
五、博弈涉及到均衡：均衡是平衡的意思。
博弈论思想古已有之，最早起源于中国。我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就不仅是一部军事著作，而且算是最早的一部博弈论专著，至今为西方奉为博弈论、商业策略的圭臬。
博弈论最初主要研究象棋、桥牌、赌博中的胜负问题，对具有博弈性质的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甚至更早。例如，2000多年前中国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代孙膑利用博弈论方法帮助田忌赛马取胜，1838年古诺（Cournot）简单双寡头垄断博弈，1883年伯特兰和1925年艾奇沃奇思研究了两个寡头的产量与价格垄断等等都属于早期博弈论的萌芽，其特点是零星的，片断的研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很不系统。
博弈论正式发展成一门学科则是在20世纪初。1928年，冯?诺意曼证明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从而宣告了博弈论的正式诞生。1944年，冯?诺意曼和摩根斯坦共著的划时代巨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提出标准型、扩展型和合作型博弈模型解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奠定了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并将博弈论系统的应用于经济领域。
大部分早期西方博弈论研究学者都研究过棋类和牌，很多博弈论案例是从下棋和扑克中阐发开来的。后代博弈论天才纳什的均衡博弈事实上也是来源于赌局的研究。
第二章、“取舍”思想解释经济学效能问题
围棋是一门经济学。
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配置有限的资源，取得尽可能多的效益。它是一门科学。围棋研究如何把有限的子力资源配置好，以尽可能地满足棋手控制更大地盘的欲望。
不同于其他棋类项目以先擒获对方某种棋子为胜，追求达到目标的过程，围棋以控制地盘大者为胜方，追求数量的优势。而与其他棋类项目一样的是，围棋也是双方轮流下子，棋子及落子的机会就是棋手所掌握的稀缺资源。
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机会成本，鱼与熊掌不可得兼，鱼和熊掌互为机会成本，须作取舍。这在围棋特有的“打劫”中也有体现，劫争和劫材互为机会成本，亦须取舍，也适用比较利益原理。实际上，取舍贯穿整个下棋过程，如果以中庸或“和”的角度理解围棋就会有更多的对人生的体会。
商业是一场对弈，和时间对弈，和命运对弈，和别人对弈，和自己对弈。有些人把棋局设计得很好，一步一步朝预定的目标迈进。有些人却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有时还无处下手。没有目标，没有计划，更没有想过。有些人在死局中临危不乱，置之死地而后生。有些人却在大好形势下把持不住，功亏一篑。
故除了第一手棋外，每一手落子都是在原有局面子力存量基础上的增量，后续的每一手落子都要作一次边际分析，而边际分析正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博弈论是从包括围棋等在内的各种游戏（game）中总结出来的，也适用于围棋。
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原理是较多的预期收益往往伴随着较大的风险，围棋亦如此。围棋有点像经济史上的圈地运动。用己方的6枚棋子在角上围2目地是牢靠的，自己可在这2目地盘上做主，没有风险，区区2目地的收益却很低；而用同样的6枚棋子围出更多的地盘，收益是多了，但有时这样的地盘上就不一定能自己做主了，有被对手破除的风险。这与经济现象何其相似！
在经济学中，均衡意即相关量处于稳定值。在供求关系中，某一商品市场如果在某一价格下，想以此价格买此商品的人均能买到，而想卖的人均能卖出，此时我们就说，该商品的供求达到了均衡。所谓“纳什均衡”，它就是一稳定的博弈结果。
从战术上讲，围棋中有“金角银边草腹”之说。意指围取同样多的地，在棋盘角上可利用棋盘的两条边，所需子力（手数）最少；在棋盘边上只能利用棋盘的一条边，所需子力较多；在棋盘中腹没有边可利用，所需子力最多。所以主流弈法多优先在棋盘角和边上围地。
第三章、棋道平衡观点与商业模式策略
凡善弈者，起码能算出5步以上的棋，这叫深谋远虑。精明的企业家也是如此，时时刻刻树立危机意识，哪怕自己的经营形势大好，也不会放松对未来的深谋远虑。很多企业的兴衰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只有时时都有危机感，才能化危机为生机，使企业永葆青春。
上世纪五十年代，机械表风靡，当时世界上善于制造精密机械的国家如瑞士，控制了钟表行业。二战后的日本也急于在钟表消费市场崛起，日本企业以模仿西方机械手表起家，凭借价廉物美，很快占据世界市场一席之地。但日本企业保有危机意识，他们认识到机械手表的需求迟早会到尽头，电子手表才是下一波大的增长点，所以领导企业向电子手表制造转型，并在该市场取得了巨大优势。
将、士、相、马、车、炮、兵，下象棋的过程其实就是调兵遣将的过程，就是布局迎敌的过程，只有调遣无误，合理布局，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企业用人与下棋一样，同样的一个子，放在不同的位置，效果就不一样。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有大有小，作为企业的决策人，要知人善任，充分发挥每个人的长处与优势，犹如下棋时的兵、车、马、炮，尽管特长各不相同，只要调遣得当都能为整体战役的胜利贡献力量。
IT巨头英特尔最早脱胎于著名的仙童公司，其中又以罗伯特?诺伊斯、戈登?摩尔、安迪?格鲁夫对公司推动力最为巨大。诺伊斯在硅谷拥有良好的投资者关系，摩尔是个具有远见的半导体理论研究者，创立了“摩尔定律”，为半导体发展奠定基础，格鲁夫则是个实干家，做事雷厉风行。三人配合在一起，无往而不利，后来被称为英特尔的“三巨头”
不少弈林高手在下棋时，经过通盘考虑，往往做出丢卒保车、丢车保帅的决定，用局部损失换取全局胜利，这就是典型的善弃高招。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也应该从大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果断地丢弃一些既得的小利益，以保障企业的健康协调;同时，在可以取得几方面的利益而自己的实力不够时，企业就应该实施择优倾斜之道，选择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某一方面利益。
“牺牲商法”的创造者是日本人松本清，他将当年售价为200日元的膏药以80日元的低价卖出。膏药卖的越多，亏损就越大，但整个药店的经营却有了很大起色。因为，买膏药的顾客大都还要买其它药品，而其它药品却是不让利的。松本清的做法使消费者对药店产生了一种信赖感，于是药店的生意越来越红火。
“牺牲商法”以抓住顾客贪小便宜的心理来“套牢”顾客，通过部分商品的低价赔本销售来扩大企业的知名度，从而达到招徕顾客、留住回头客的经营目的。
善弈者的棋道并不重阶段性，不急于进攻，也不速战速决，而是先密密匝匝地布好防线，再将布防线时蕴藏于内的进攻杀机通过变招显露出来，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企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与对手竞争时，也应该先切实搞好出产品、上质量、创品牌、提信誉等基础工作，在筑防线的同时做好进攻前的准备工作，等到大势已成之后再发起总攻，一战成王。
亚洲首富李嘉诚并购香港英商集团以前，先后在塑料制品、鞋类等行业耕耘，长江实业获得良好的商誉，然后才逐步进入风险较大的公用事业和房地产，稳扎稳打，逐步化优势为利益。
下棋时会遇到高手，正所谓“棋逢敌手，将遇良才”。实在赢不了时，最好的结局就是求和。在竞争中，企业如果遇上强硬的对手，也可以通过“兑子”的办法，消耗对手的实力，最终取得和局。这种双赢的管理理念，对于那些目前还处于劣势的企业来说，不失为一上策。
棋道无常需审势，管理多变须变新。从对弈之道引申开来的管理理念，在实践中还要因时因地因企制宜，进行适当的操作。
第四章、谈判桌上的心理学棋局
在商业活动中，或更广泛地说在凡涉及各种形式的谈判活动中，恰是心理学方面的因素占据了首位。事实上，一切形式的谈判都可与一种竞技。游戏相类比，因此也可与一场象棋对弈相似。
既然说游戏竞赛，就是说相比起战争竞技来，谈判更接近于象棋竞赛，因为参与竞技的双方都得遵守一定的规则—而战争竞技则非如此；对于战争来说，大部分的所谓正常游戏规则都被取消，而且它势必导致一场急风暴雨的杀戮。
也正因此，笔者对“商业战争”的提法完全不能苟同。商务领域中存在互相争斗无可否认，但那远远不是战争。因此在商务领域中永远不应将竞争对手当作敌人，我们只有合作方。一场谈判没能谈成那只是由于未能与对方达成某些一致。这一点永远不应该被忘记。
所以笔者很欣赏一个日本概念“根回”（nemawashi）。由此他可以和自己的对谈者建立起一种（有时可以是非正式的）旨在最大限度地寻求共同点的个人关系。
某大型跨国公司的总裁过去是一个王牌销售员，遇到个特别苛求的经销商，非要让该总裁所在集团给他某个便利，而这位总裁根本就没考虑这样做，但还是很耐心地给他解释了好几遍，说他的要求是不太可能被满足的。
经销商大发雷霆并把电话猛地就挂断了。总裁立即给他挂回电话并对他说：“我不知出了什么问题，但我们刚才的谈话被人切断了。”经销商愣了一下，立即换到原该讨论的话题，而且语气一下子变得差不多是可亲的了。
在象棋局里，每个子在开局时几乎都按相同的套路走，也因此使对局双方赢棋的几率差不多相同，所以最终能分判胜负不同的是他们各自的机智与能力。而在社会大棋局中，情况则相反。也就是说，能够找到一种平稳的、使参与双方拥有差不多相等的胜出机会是极其罕见的。因此可以这样说，棋类对局心理的研究，可以为一位将军、一位企业家或一位政治家提供有用的参照。
象棋与商界谈判之间的第二个相似点，就是那种使对阵者能有转机的不确定性。所以可以看到有时对手在对局中本来拥有决胜优势，然而却渐渐改变态势、丧失胜机的情形。
象棋和所有谈判过程相同的是使某种“战斗组合”的诸要素各就各位。战术说到底是包罗万象的，或说是超越常规和处境的；而这种组合有时则适于用更情绪化的理由考量，诸如决策者的性格特点，他们的喜好与厌恶—或者只是战略家们出于想尽善尽美地完成他们自己制定好的战略的愿望。
事实上，如不首先尽力弄清对手到底要什么，就几乎不可能打赢一场仗或进行一场谈判。所谓做准备，就是汇总事实、确立原则、列出优先处理次序。汇总事实，不只是汇集一些统计数字，还要搜集对手棋局的私人资料（他的动机、他的部署和可能的目标）。赞同一些原则，但不能依处境行事。
开始一场谈判之前，列出两张表格是有益的，就像练习下棋时的打谱一样。第一张上开列出那些你不会在任何借口下放弃的要点；另一张上则是那些你要努力去争取的事情。
第一张表上是绝对优先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这些事不能被满足的话，它们就会变成“破坏谐调”的因素（换句话说，就会造成谈判破裂）；第二张表上则是那些可以其他利益换取的事情。人们常常可以从暂缓第二张表上的事情使自己绝对优先的关注点得到满足。
当我们只是“自以为知道”时，最好避免投入作战，因为一相情愿地认为自己已经知道常常会导致致命的后果。由此可知，战前进行智力准备其实在于要胸有成竹，也就是说对敌方的处境、部署和意图要大致上了解把握。
孙子在他的著作《孙子兵法》一书中，提出“以正合，以奇胜”。突发行动可以给予敌方以决定性的打击，特别是在他没有预料到、也因而未做好防备之处。孙子还把“正奇”两种力量的关系比做一对连环。
这里笔者要提及1939年初在法英联合代表团与苏联代表团之间一次失败的会面。
前苏联代表团在表达了其政府委托的职责任务后，对法英代表所使用的谈判方式早已了然于胸。当时苏联方面的伏罗希洛夫元帅即席就程序方面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日程安排、会议主持、口头传达、权力审查，这一大堆问题俄国人都很熟悉，而它的对手则显得没有考虑过。
于是伏罗希洛夫一直都很轻松自如地扮演着辩论引导者的角色。后来，权力审查的问题又给了他另一个成功表现的机会，他站起身来郑重地宣读了一份官方文件，证实苏联代表团有权签署利于和平、反对侵略者的军事协定；然后他请其他使团领导出示他们各自权限的证据。
英方的德拉克斯（Drax）上将犹豫了半天才不得不承认他没有任何书面授权。当然对伏罗希洛夫元帅来说，他不会以为英国政府派出上将而未给他实权，但有一点却很明确，即这个上将手上连一片纸都没有。很显然，在这场棋局中，苏联方面占据了谈判的上风。
第五章、藏锋哲学凸显卓越领导力
“棋盘上的边边角角算什么？中央才是浩瀚无际的天空。”武宫正树的这句话在围棋界出了名的。武宫那种坚守信念的执著让人崇敬。
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少年神童张亚勤最爱武宫正树的棋风，问他为什么？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武宫追求的是下棋的境界，而不是一盘胜负这么简单。
棋道即商道，张亚勤说围棋对他最深远的影响是：不再紧紧盯着眼前的几步棋，有时为了全局的胜利，牺牲局部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12岁考上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神童；23岁，在美获得博士学位；31岁就成为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100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38岁当上微软全球副总裁，在短短两年间确立了微软在手机操作系统第一阵营中的地位。
这样一些辉煌的经历，注定张亚勤的才气和锋锐，可祖籍山西的他最欣赏棋道的藏锋哲学：藏智而近拙，藏巧而近朴；藏富而不奢，藏势而不妄。
在勤宏大的理想背后，一个强大的依托就是人才，就像单个棋子无法成势。有一次人力资源部在浙江大学发现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但他是杭州人，不愿意去北京工作，人力资源同事想请张亚勤抽时间和他聊一下。
张亚勤一向是个大忙人，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忽然他发现第二天的早餐时间没有活动。于是，第二天的清晨，张亚勤和那位浙大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进行了一场对话。张亚勤从微软的文化，中国研发集团的前景，一直谈到人生理想。短短的一个小时吃早餐的间隙，张亚勤又将一个具有很高潜质的人才收归编下。
就如同围棋的力量来自棋手内心的张力和个性魅力。只要张亚勤看上了，他就会在看似和风细雨的谈话中掳获对方的心。
棋手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组织行为经常研究领导力问题，大部分人都认同，领导者并没有统一的模式，也许千差万别，但他们身上有一些共同点：很强的简化问题的能力，判断的能力，以及平衡内心和外部世界的能力。
一如围棋难于掌握的不是各种技巧，而是形势判断。没有“形”，“势”便无从谈起。“势”刚开始时，常会以某种“形”出现，但某种“形”的出现未必一定意味着“势”的开始。“势”开始时，往往是无声无息，并不引人注目，只是随着“形”的进一步发展，“势”才愈来愈明朗。
Google是微软之后又一家IT巨头，该公司奉行的管理哲学是“天才崇拜”、“精英欣赏”，但也讲求内敛和含蓄。借重东西合璧的文化蓄势，这家获得爆发式的增长。
对于公司的管理制度，Google并没有招聘足够多的经理，但另一方面Google公司对员工又非常体贴。员工用餐、健身、游泳、按摩、洗衣、洗澡、看病都100％免费；公司给员工最好的电脑显示器；每层楼都有一个咖啡厅，可以随时冲咖啡、吃点心，大冰箱里有各种饮料，免费任喝。公司还允许员工带孩子和宠物来公司上班，这在美国很多公司都是不可思议的。此外，公司任何一个重要员工都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每个办公室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装修。
2004年上市之时，Google创始人佩奇在写给股东的公开信中提出了“不作恶（Do no evil）”的经营理念。他的目标是“整合全球信息，使人人皆可获得这些信息并从中受益”。“不作恶”原则和其他管理理念一起，形成了著名的“Google十诫”，吸引了大量精英汇聚。
该公司还同首位绘制人类基因组草图的生物学家克里克?文特尔合作，以获得突破性的遗传和生物学研究成果。Google的巨大容量和不断发展的检索技术已证明，它能与在人类基因组中包含的巨量数据搭上关系。
Google正采用其巨大的检索引擎编制基因和生物数据库；对成千上万本图书馆藏书进行扫描；让个人网上用户可检索到自己发表的文章和发出的电子邮件；以及建成全球第一个手机电话号码本。公司市值达1100亿美元，高于迪斯尼、福特、通用汽车、亚马逊网上书店及多家媒体公司的总市值。
所有这些连续不断的创新举措，都来源于Google的“和谐企业文化”。低调的藏锋与高调卓越的创新其实并不违背。
第六章、共赢商道
让我们最后回到博弈论。
“纳什均衡”首先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提出挑战。按照斯密的理论，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而最终全社会达到利他的效果。不妨让我们重温一下这位经济学圣人在《国富论》中的名言：“通过追求(个人的)自身利益，他常常会比其实际上想做的那样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
从“纳什均衡”我们引出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一个悖论：从利己目的出发，结果损人不利己，既不利己也不利他。从这个意义上说，棋道提出的假想实际上动摇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石——我们可以悟出一条真理：合作是有利的“利己策略”。但它必须符合以下定律：按照你愿意别人对你的方式来对别人，但只有他们也按同样方式行事才行。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前提是人所不欲勿施于我。
其次，“纳什均衡”是一种非合作博弈均衡，在现实中非合作的情况要比合作情况普遍。所以“纳什均衡”是对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的合作博弈理论的重大发展，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革命。
例如价格战问题。现在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家电价格大战，彩电大战、冰箱大战、空调大战、微波炉大战……这些大战的受益者首先是消费者。每当看到一种家电产品的价格大战，百姓都会“没事儿偷着乐”。
在这里，我们可以解释厂家价格大战的结局也是一个“纳什均衡”，而且价格战的结果是谁都没钱赚。因为博弈双方的利润正好是零。竞争的结果是稳定的，即是一个“纳什均衡”。这个结果可能对消费者是有利的，但对厂商而言是灾难性的。所以，价格战对厂商而言意味着自杀。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引伸出两个问题，一是竞争削价的结果可能导致一个有效率的零利润结局。二是如果不采取价格战，作为一种敌对博弈论(vivalry game)其结果会如何呢？极端的情况是厂商用正常的价格，双方都可以获得利润。从这一点，我们又引出一条基本准则：“把你自己的战略建立在假定对手会按其最佳利益行动的基础上”。以信任为基础，共赢由此产生。
又如污染问题。假如市场经济中存在着污染，但政府并没有管制的环境，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宁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也绝不会主动增加环保设备投资。按照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所有企业都会从利己的目的出发，采取不顾环境的策略，从而进入“纳什均衡”状态。
如果一个企业从利他的目的出发，投资治理污染，而其他企业仍然不顾环境污染，那么这个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增加，价格就要提高，它的产品就没有竞争力，甚至企业还要破产。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手的有效的完全竞争机制”失败的例证。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乡镇企业盲目发展造成严重污染的情况就是如此。只有在政府加强污染管制时，企业才会采取低污染的策略组合。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获得与高污染同样的利润，但环境将更好。
再看贸易自由与贸易保护主义壁垒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刚刚加入WTO的中国而言尤为重要。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都面临着保持贸易自由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两难选择。贸易自由与壁垒问题，也是一个“纳什均衡”。
这个均衡是贸易双方采取不合作博弈的策略，结果使双方因贸易战受到损害。X国试图对Y国进行进口贸易限制，比如提高关税，则Y国必然会进行反击，也提高关税，结果谁也没有捞到好处。反之，如X和Y能达成合作性均衡，即从互惠互利的原则出发，双方都减少关税限制，结果大家都从贸易自由中获得了最大利益，而且全球贸易的总收益也增加了。
“商道”与“棋道”都是在“竞争”的战场上施展谋略，但是前者是一种你死我活的竞争，而后者更多时候则是一种双赢或多赢式的竞争。这是商道与棋道的根本区别，最后上升为人道和人性的感悟，这也是人们在商战中借鉴棋道谋略时必须把握的关节点。
参考文献：
1、Harold W. K.(editor), 1997, Classics in Game theory,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SBN 0691011931
2、Osborne, M. J. and A. Rubinstein (1994). A Course in Game Theory, The MIT Press.
3、迪克西特，奈尔伯夫 (2002).《策略思维——商界、政界及日常生活中的策略竞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Axelrod, Robert: The Complexity of Cooperation - Agent-Based Models of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1997, ISBN 0691015678
5、［俄］卡尔波夫［法］费黎宗 著 赵清源 译 《对弈》中信出版社
6、《张亚勤的棋道与商道》，牛津管理评论，2007年10月
7、《美国Google公司的“和谐企业文化”》，中国科技，2005年11月
内容摘要：中国棋是一门竞技与计算的艺术，它表现为对格局平衡的把握与掌控。全球范围内的商业是一门管理的科学，表现为各方的利益博弈。经济一体化以来，各种思潮、商业思想相互撞击。当中国棋道与西方商道相逢，它们融合到一起，创造出全新的商业模式——共赢及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中国古老哲学为世界商业的进步、现代企业管理、不同经济地区、组织之间的发展与合作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棋道、商道、博弈
第一章、“中国对弈”影响博弈论
围棋，在我国古代称为弈，在整个古代棋类中可以说是棋之鼻祖，相传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据《世本》所言，围棋为尧所造。晋张华在《博物志》中亦说：“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造围棋之说不可信，但它反映了围棋起源之早。
对弈，原义也是指下围棋，后来引申到象棋，甚至其他对局。宋朝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下有记载，“古画二，一作五丁开山，一作帝仙对弈。”
《续资治通鉴?宋高宗建炎二年》记有名将宗泽的一个故事，“（金兵）距京才数十里，都人甚恐。泽（宗泽）方与客对弈。僚属请议守御之策，泽不应。”兵临城下仍沉浸其中，棋的魅力可见一斑。
中国围棋，蕴涵着古代哲学中一元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天圆地方、十九农节气、三百六十周天之数等等含义，其变化丰富，意韵深远，魅力无穷。
中国的对弈在西方商业中有着一个再明确不过的对应语汇：博弈（Game Theory）。中国对弈与西方博弈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都讲求平衡与大局共赢。
从规则上看，围棋的规则十分简单，却拥有十分广大的空间可以落子，使得围棋变化多端，比象棋更为复杂。围棋对弈又被称为“手谈”，双方以落子作为语言进行交流，每手棋都传递着信息。要赢得棋局，要知己知彼，即计算自己，计算他人。
博弈论又被称为对策论（Game Theory），它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分支，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按照2005年因对博弈论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Robert Aumann教授的说法，博弈论就是研究互动决策的理论。
所谓互动决策，即各行动方（即局中人[player]）的决策是相互影响的，每个人在决策的时候必须将他人的决策纳入自己的决策考虑之中，当然也需要把别人对于自己的考虑也要纳入考虑之中……在如此迭代考虑情形进行决策，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战略（strategy）。
我们可以将现代博弈论的要素理解为一种基础棋局的既定规则：
一、局中人（Player）：在一场竞赛或博弈中，每一个有决策权的参与者都成为一个局中人。
二、策略（Strategy）：一局博弈中，每个局中人都有选择实际可行的完整的行动方案，即方案不是某阶段的行动方案，而是指导整个行动的一个方案，一个局中人的一个可行的自始至终全局筹划的一个行动方案，称为这个局中人的一个策略。博弈论最核心的研究就是策略问题，有点类似于中国棋的“打谱”。
三、赢利（payoffs）：一局博弈结局时的结果称为得失。每个局中人在一局博弈结束时的得失，不仅与该局中人自身所选择的策略有关，而且与全局中人所取定的一组策略有关。
四、对于博弈参与者来说，存在着一个博弈结果的结合。
五、博弈涉及到均衡：均衡是平衡的意思。
博弈论思想古已有之，最早起源于中国。我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就不仅是一部军事著作，而且算是最早的一部博弈论专著，至今为西方奉为博弈论、商业策略的圭臬。
博弈论最初主要研究象棋、桥牌、赌博中的胜负问题，对具有博弈性质的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甚至更早。例如，2000多年前中国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代孙膑利用博弈论方法帮助田忌赛马取胜，1838年古诺（Cournot）简单双寡头垄断博弈，1883年伯特兰和1925年艾奇沃奇思研究了两个寡头的产量与价格垄断等等都属于早期博弈论的萌芽，其特点是零星的，片断的研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很不系统。
博弈论正式发展成一门学科则是在20世纪初。1928年，冯?诺意曼证明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从而宣告了博弈论的正式诞生。1944年，冯?诺意曼和摩根斯坦共著的划时代巨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提出标准型、扩展型和合作型博弈模型解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奠定了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并将博弈论系统的应用于经济领域。
大部分早期西方博弈论研究学者都研究过棋类和牌，很多博弈论案例是从下棋和扑克中阐发开来的。后代博弈论天才纳什的均衡博弈事实上也是来源于赌局的研究。
第二章、“取舍”思想解释经济学效能问题
围棋是一门经济学。
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配置有限的资源，取得尽可能多的效益。它是一门科学。围棋研究如何把有限的子力资源配置好，以尽可能地满足棋手控制更大地盘的欲望。
不同于其他棋类项目以先擒获对方某种棋子为胜，追求达到目标的过程，围棋以控制地盘大者为胜方，追求数量的优势。而与其他棋类项目一样的是，围棋也是双方轮流下子，棋子及落子的机会就是棋手所掌握的稀缺资源。
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机会成本，鱼与熊掌不可得兼，鱼和熊掌互为机会成本，须作取舍。这在围棋特有的“打劫”中也有体现，劫争和劫材互为机会成本，亦须取舍，也适用比较利益原理。实际上，取舍贯穿整个下棋过程，如果以中庸或“和”的角度理解围棋就会有更多的对人生的体会。
商业是一场对弈，和时间对弈，和命运对弈，和别人对弈，和自己对弈。有些人把棋局设计得很好，一步一步朝预定的目标迈进。有些人却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有时还无处下手。没有目标，没有计划，更没有想过。有些人在死局中临危不乱，置之死地而后生。有些人却在大好形势下把持不住，功亏一篑。
故除了第一手棋外，每一手落子都是在原有局面子力存量基础上的增量，后续的每一手落子都要作一次边际分析，而边际分析正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博弈论是从包括围棋等在内的各种游戏（game）中总结出来的，也适用于围棋。
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原理是较多的预期收益往往伴随着较大的风险，围棋亦如此。围棋有点像经济史上的圈地运动。用己方的6枚棋子在角上围2目地是牢靠的，自己可在这2目地盘上做主，没有风险，区区2目地的收益却很低；而用同样的6枚棋子围出更多的地盘，收益是多了，但有时这样的地盘上就不一定能自己做主了，有被对手破除的风险。这与经济现象何其相似！
在经济学中，均衡意即相关量处于稳定值。在供求关系中，某一商品市场如果在某一价格下，想以此价格买此商品的人均能买到，而想卖的人均能卖出，此时我们就说，该商品的供求达到了均衡。所谓“纳什均衡”，它就是一稳定的博弈结果。
从战术上讲，围棋中有“金角银边草腹”之说。意指围取同样多的地，在棋盘角上可利用棋盘的两条边，所需子力（手数）最少；在棋盘边上只能利用棋盘的一条边，所需子力较多；在棋盘中腹没有边可利用，所需子力最多。所以主流弈法多优先在棋盘角和边上围地。
第三章、棋道平衡观点与商业模式策略
凡善弈者，起码能算出5步以上的棋，这叫深谋远虑。精明的企业家也是如此，时时刻刻树立危机意识，哪怕自己的经营形势大好，也不会放松对未来的深谋远虑。很多企业的兴衰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只有时时都有危机感，才能化危机为生机，使企业永葆青春。
上世纪五十年代，机械表风靡，当时世界上善于制造精密机械的国家如瑞士，控制了钟表行业。二战后的日本也急于在钟表消费市场崛起，日本企业以模仿西方机械手表起家，凭借价廉物美，很快占据世界市场一席之地。但日本企业保有危机意识，他们认识到机械手表的需求迟早会到尽头，电子手表才是下一波大的增长点，所以领导企业向电子手表制造转型，并在该市场取得了巨大优势。
将、士、相、马、车、炮、兵，下象棋的过程其实就是调兵遣将的过程，就是布局迎敌的过程，只有调遣无误，合理布局，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企业用人与下棋一样，同样的一个子，放在不同的位置，效果就不一样。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有大有小，作为企业的决策人，要知人善任，充分发挥每个人的长处与优势，犹如下棋时的兵、车、马、炮，尽管特长各不相同，只要调遣得当都能为整体战役的胜利贡献力量。
IT巨头英特尔最早脱胎于著名的仙童公司，其中又以罗伯特?诺伊斯、戈登?摩尔、安迪?格鲁夫对公司推动力最为巨大。诺伊斯在硅谷拥有良好的投资者关系，摩尔是个具有远见的半导体理论研究者，创立了“摩尔定律”，为半导体发展奠定基础，格鲁夫则是个实干家，做事雷厉风行。三人配合在一起，无往而不利，后来被称为英特尔的“三巨头”
不少弈林高手在下棋时，经过通盘考虑，往往做出丢卒保车、丢车保帅的决定，用局部损失换取全局胜利，这就是典型的善弃高招。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也应该从大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果断地丢弃一些既得的小利益，以保障企业的健康协调;同时，在可以取得几方面的利益而自己的实力不够时，企业就应该实施择优倾斜之道，选择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某一方面利益。
“牺牲商法”的创造者是日本人松本清，他将当年售价为200日元的膏药以80日元的低价卖出。膏药卖的越多，亏损就越大，但整个药店的经营却有了很大起色。因为，买膏药的顾客大都还要买其它药品，而其它药品却是不让利的。松本清的做法使消费者对药店产生了一种信赖感，于是药店的生意越来越红火。
“牺牲商法”以抓住顾客贪小便宜的心理来“套牢”顾客，通过部分商品的低价赔本销售来扩大企业的知名度，从而达到招徕顾客、留住回头客的经营目的。
善弈者的棋道并不重阶段性，不急于进攻，也不速战速决，而是先密密匝匝地布好防线，再将布防线时蕴藏于内的进攻杀机通过变招显露出来，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企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与对手竞争时，也应该先切实搞好出产品、上质量、创品牌、提信誉等基础工作，在筑防线的同时做好进攻前的准备工作，等到大势已成之后再发起总攻，一战成王。
亚洲首富李嘉诚并购香港英商集团以前，先后在塑料制品、鞋类等行业耕耘，长江实业获得良好的商誉，然后才逐步进入风险较大的公用事业和房地产，稳扎稳打，逐步化优势为利益。
下棋时会遇到高手，正所谓“棋逢敌手，将遇良才”。实在赢不了时，最好的结局就是求和。在竞争中，企业如果遇上强硬的对手，也可以通过“兑子”的办法，消耗对手的实力，最终取得和局。这种双赢的管理理念，对于那些目前还处于劣势的企业来说，不失为一上策。
棋道无常需审势，管理多变须变新。从对弈之道引申开来的管理理念，在实践中还要因时因地因企制宜，进行适当的操作。
第四章、谈判桌上的心理学棋局
在商业活动中，或更广泛地说在凡涉及各种形式的谈判活动中，恰是心理学方面的因素占据了首位。事实上，一切形式的谈判都可与一种竞技。游戏相类比，因此也可与一场象棋对弈相似。
既然说游戏竞赛，就是说相比起战争竞技来，谈判更接近于象棋竞赛，因为参与竞技的双方都得遵守一定的规则—而战争竞技则非如此；对于战争来说，大部分的所谓正常游戏规则都被取消，而且它势必导致一场急风暴雨的杀戮。
也正因此，笔者对“商业战争”的提法完全不能苟同。商务领域中存在互相争斗无可否认，但那远远不是战争。因此在商务领域中永远不应将竞争对手当作敌人，我们只有合作方。一场谈判没能谈成那只是由于未能与对方达成某些一致。这一点永远不应该被忘记。
所以笔者很欣赏一个日本概念“根回”（nemawashi）。由此他可以和自己的对谈者建立起一种（有时可以是非正式的）旨在最大限度地寻求共同点的个人关系。
某大型跨国公司的总裁过去是一个王牌销售员，遇到个特别苛求的经销商，非要让该总裁所在集团给他某个便利，而这位总裁根本就没考虑这样做，但还是很耐心地给他解释了好几遍，说他的要求是不太可能被满足的。
经销商大发雷霆并把电话猛地就挂断了。总裁立即给他挂回电话并对他说：“我不知出了什么问题，但我们刚才的谈话被人切断了。”经销商愣了一下，立即换到原该讨论的话题，而且语气一下子变得差不多是可亲的了。
在象棋局里，每个子在开局时几乎都按相同的套路走，也因此使对局双方赢棋的几率差不多相同，所以最终能分判胜负不同的是他们各自的机智与能力。而在社会大棋局中，情况则相反。也就是说，能够找到一种平稳的、使参与双方拥有差不多相等的胜出机会是极其罕见的。因此可以这样说，棋类对局心理的研究，可以为一位将军、一位企业家或一位政治家提供有用的参照。
象棋与商界谈判之间的第二个相似点，就是那种使对阵者能有转机的不确定性。所以可以看到有时对手在对局中本来拥有决胜优势，然而却渐渐改变态势、丧失胜机的情形。
象棋和所有谈判过程相同的是使某种“战斗组合”的诸要素各就各位。战术说到底是包罗万象的，或说是超越常规和处境的；而这种组合有时则适于用更情绪化的理由考量，诸如决策者的性格特点，他们的喜好与厌恶—或者只是战略家们出于想尽善尽美地完成他们自己制定好的战略的愿望。
事实上，如不首先尽力弄清对手到底要什么，就几乎不可能打赢一场仗或进行一场谈判。所谓做准备，就是汇总事实、确立原则、列出优先处理次序。汇总事实，不只是汇集一些统计数字，还要搜集对手棋局的私人资料（他的动机、他的部署和可能的目标）。赞同一些原则，但不能依处境行事。
开始一场谈判之前，列出两张表格是有益的，就像练习下棋时的打谱一样。第一张上开列出那些你不会在任何借口下放弃的要点；另一张上则是那些你要努力去争取的事情。
第一张表上是绝对优先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这些事不能被满足的话，它们就会变成“破坏谐调”的因素（换句话说，就会造成谈判破裂）；第二张表上则是那些可以其他利益换取的事情。人们常常可以从暂缓第二张表上的事情使自己绝对优先的关注点得到满足。
当我们只是“自以为知道”时，最好避免投入作战，因为一相情愿地认为自己已经知道常常会导致致命的后果。由此可知，战前进行智力准备其实在于要胸有成竹，也就是说对敌方的处境、部署和意图要大致上了解把握。
孙子在他的著作《孙子兵法》一书中，提出“以正合，以奇胜”。突发行动可以给予敌方以决定性的打击，特别是在他没有预料到、也因而未做好防备之处。孙子还把“正奇”两种力量的关系比做一对连环。
这里笔者要提及1939年初在法英联合代表团与苏联代表团之间一次失败的会面。
前苏联代表团在表达了其政府委托的职责任务后，对法英代表所使用的谈判方式早已了然于胸。当时苏联方面的伏罗希洛夫元帅即席就程序方面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日程安排、会议主持、口头传达、权力审查，这一大堆问题俄国人都很熟悉，而它的对手则显得没有考虑过。
于是伏罗希洛夫一直都很轻松自如地扮演着辩论引导者的角色。后来，权力审查的问题又给了他另一个成功表现的机会，他站起身来郑重地宣读了一份官方文件，证实苏联代表团有权签署利于和平、反对侵略者的军事协定；然后他请其他使团领导出示他们各自权限的证据。
英方的德拉克斯（Drax）上将犹豫了半天才不得不承认他没有任何书面授权。当然对伏罗希洛夫元帅来说，他不会以为英国政府派出上将而未给他实权，但有一点却很明确，即这个上将手上连一片纸都没有。很显然，在这场棋局中，苏联方面占据了谈判的上风。
第五章、藏锋哲学凸显卓越领导力
“棋盘上的边边角角算什么？中央才是浩瀚无际的天空。”武宫正树的这句话在围棋界出了名的。武宫那种坚守信念的执著让人崇敬。
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少年神童张亚勤最爱武宫正树的棋风，问他为什么？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武宫追求的是下棋的境界，而不是一盘胜负这么简单。
棋道即商道，张亚勤说围棋对他最深远的影响是：不再紧紧盯着眼前的几步棋，有时为了全局的胜利，牺牲局部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12岁考上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神童；23岁，在美获得博士学位；31岁就成为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100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38岁当上微软全球副总裁，在短短两年间确立了微软在手机操作系统第一阵营中的地位。
这样一些辉煌的经历，注定张亚勤的才气和锋锐，可祖籍山西的他最欣赏棋道的藏锋哲学：藏智而近拙，藏巧而近朴；藏富而不奢，藏势而不妄。
在勤宏大的理想背后，一个强大的依托就是人才，就像单个棋子无法成势。有一次人力资源部在浙江大学发现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但他是杭州人，不愿意去北京工作，人力资源同事想请张亚勤抽时间和他聊一下。
张亚勤一向是个大忙人，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忽然他发现第二天的早餐时间没有活动。于是，第二天的清晨，张亚勤和那位浙大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进行了一场对话。张亚勤从微软的文化，中国研发集团的前景，一直谈到人生理想。短短的一个小时吃早餐的间隙，张亚勤又将一个具有很高潜质的人才收归编下。
就如同围棋的力量来自棋手内心的张力和个性魅力。只要张亚勤看上了，他就会在看似和风细雨的谈话中掳获对方的心。
棋手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组织行为经常研究领导力问题，大部分人都认同，领导者并没有统一的模式，也许千差万别，但他们身上有一些共同点：很强的简化问题的能力，判断的能力，以及平衡内心和外部世界的能力。
一如围棋难于掌握的不是各种技巧，而是形势判断。没有“形”，“势”便无从谈起。“势”刚开始时，常会以某种“形”出现，但某种“形”的出现未必一定意味着“势”的开始。“势”开始时，往往是无声无息，并不引人注目，只是随着“形”的进一步发展，“势”才愈来愈明朗。
Google是微软之后又一家IT巨头，该公司奉行的管理哲学是“天才崇拜”、“精英欣赏”，但也讲求内敛和含蓄。借重东西合璧的文化蓄势，这家获得爆发式的增长。
对于公司的管理制度，Google并没有招聘足够多的经理，但另一方面Google公司对员工又非常体贴。员工用餐、健身、游泳、按摩、洗衣、洗澡、看病都100％免费；公司给员工最好的电脑显示器；每层楼都有一个咖啡厅，可以随时冲咖啡、吃点心，大冰箱里有各种饮料，免费任喝。公司还允许员工带孩子和宠物来公司上班，这在美国很多公司都是不可思议的。此外，公司任何一个重要员工都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每个办公室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装修。
2004年上市之时，Google创始人佩奇在写给股东的公开信中提出了“不作恶（Do no evil）”的经营理念。他的目标是“整合全球信息，使人人皆可获得这些信息并从中受益”。“不作恶”原则和其他管理理念一起，形成了著名的“Google十诫”，吸引了大量精英汇聚。
该公司还同首位绘制人类基因组草图的生物学家克里克?文特尔合作，以获得突破性的遗传和生物学研究成果。Google的巨大容量和不断发展的检索技术已证明，它能与在人类基因组中包含的巨量数据搭上关系。
Google正采用其巨大的检索引擎编制基因和生物数据库；对成千上万本图书馆藏书进行扫描；让个人网上用户可检索到自己发表的文章和发出的电子邮件；以及建成全球第一个手机电话号码本。公司市值达1100亿美元，高于迪斯尼、福特、通用汽车、亚马逊网上书店及多家媒体公司的总市值。
所有这些连续不断的创新举措，都来源于Google的“和谐企业文化”。低调的藏锋与高调卓越的创新其实并不违背。
第六章、共赢商道
让我们最后回到博弈论。
“纳什均衡”首先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提出挑战。按照斯密的理论，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而最终全社会达到利他的效果。不妨让我们重温一下这位经济学圣人在《国富论》中的名言：“通过追求(个人的)自身利益，他常常会比其实际上想做的那样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
从“纳什均衡”我们引出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一个悖论：从利己目的出发，结果损人不利己，既不利己也不利他。从这个意义上说，棋道提出的假想实际上动摇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石——我们可以悟出一条真理：合作是有利的“利己策略”。但它必须符合以下定律：按照你愿意别人对你的方式来对别人，但只有他们也按同样方式行事才行。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前提是人所不欲勿施于我。
其次，“纳什均衡”是一种非合作博弈均衡，在现实中非合作的情况要比合作情况普遍。所以“纳什均衡”是对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的合作博弈理论的重大发展，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革命。
例如价格战问题。现在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家电价格大战，彩电大战、冰箱大战、空调大战、微波炉大战……这些大战的受益者首先是消费者。每当看到一种家电产品的价格大战，百姓都会“没事儿偷着乐”。
在这里，我们可以解释厂家价格大战的结局也是一个“纳什均衡”，而且价格战的结果是谁都没钱赚。因为博弈双方的利润正好是零。竞争的结果是稳定的，即是一个“纳什均衡”。这个结果可能对消费者是有利的，但对厂商而言是灾难性的。所以，价格战对厂商而言意味着自杀。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引伸出两个问题，一是竞争削价的结果可能导致一个有效率的零利润结局。二是如果不采取价格战，作为一种敌对博弈论(vivalry game)其结果会如何呢？极端的情况是厂商用正常的价格，双方都可以获得利润。从这一点，我们又引出一条基本准则：“把你自己的战略建立在假定对手会按其最佳利益行动的基础上”。以信任为基础，共赢由此产生。
又如污染问题。假如市场经济中存在着污染，但政府并没有管制的环境，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宁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也绝不会主动增加环保设备投资。按照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所有企业都会从利己的目的出发，采取不顾环境的策略，从而进入“纳什均衡”状态。
如果一个企业从利他的目的出发，投资治理污染，而其他企业仍然不顾环境污染，那么这个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增加，价格就要提高，它的产品就没有竞争力，甚至企业还要破产。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手的有效的完全竞争机制”失败的例证。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乡镇企业盲目发展造成严重污染的情况就是如此。只有在政府加强污染管制时，企业才会采取低污染的策略组合。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获得与高污染同样的利润，但环境将更好。
再看贸易自由与贸易保护主义壁垒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刚刚加入WTO的中国而言尤为重要。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都面临着保持贸易自由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两难选择。贸易自由与壁垒问题，也是一个“纳什均衡”。
这个均衡是贸易双方采取不合作博弈的策略，结果使双方因贸易战受到损害。X国试图对Y国进行进口贸易限制，比如提高关税，则Y国必然会进行反击，也提高关税，结果谁也没有捞到好处。反之，如X和Y能达成合作性均衡，即从互惠互利的原则出发，双方都减少关税限制，结果大家都从贸易自由中获得了最大利益，而且全球贸易的总收益也增加了。
“商道”与“棋道”都是在“竞争”的战场上施展谋略，但是前者是一种你死我活的竞争，而后者更多时候则是一种双赢或多赢式的竞争。这是商道与棋道的根本区别，最后上升为人道和人性的感悟，这也是人们在商战中借鉴棋道谋略时必须把握的关节点。
参考文献：
1、Harold W. K.(editor), 1997, Classics in Game theory,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SBN 0691011931
2、Osborne, M. J. and A. Rubinstein (1994). A Course in Game Theory, The MIT Press.
3、迪克西特，奈尔伯夫 (2002).《策略思维——商界、政界及日常生活中的策略竞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Axelrod, Robert: The Complexity of Cooperation - Agent-Based Models of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1997, ISBN 0691015678
5、［俄］卡尔波夫［法］费黎宗 著 赵清源 译 《对弈》中信出版社
6、《张亚勤的棋道与商道》，牛津管理评论，2007年10月
7、《美国Google公司的“和谐企业文化”》，中国科技，2005年11月